我的父亲没文化，没上过学，但自己的名字还是认识的。那时候每个月领工资都用俗称手戳的东西（就是个人名字的印章），不用签名，所以我怀疑我的父亲一辈子都没写过字。但是他老人家对基本的数字肯定是有感觉的，否则领工资和买东西就麻烦了。

但是我的父亲确实没文化，这一点可以举个例子说明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次父亲晚饭喝高了，问我知不知道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”是什么意思？我小心翼翼地回答：知道。但是喝高了的父亲已经开始自我解读起来，他说：从前有俩哥们儿，一个叫路遥，一个叫马力，他们认识....

当时我这个读过几年书的少年被父亲的解读气坏了，但是后来等我来到北京，饱尝了世间冷暖之后，才体会到父亲的解读未必就荒唐。首先，我听说陕西有个著名作家确实叫路遥；其次，我认识的一位中科院老师叫马力。至于这两个人是不是哥们儿、相互是否认识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我的结论是，最朴素的认知，有时也不一定就完全没有道理。

所以每年的父亲节，我都会想到父亲这段解读的段子。曾给女儿讲过好几遍爷爷的这个故事，女儿问我是不是有点瞧不起没文化的爷爷，我说非也，我说自己年少的时候没有深刻体会到老父亲的幽默感，现在体会到了。

正文：

都说科研是需要灵感的，但是灵感来自哪里？科研的最重要环节，也是第一个环节，就是产生想法，最好是产生一个好想法：在科学上特别重要，实现起来也不太难，成果出来了好写文章，写了文章能够马上发表，最好还是发表在不错的专业期刊上，然后还有好多人引用....

很多时候，科研中的灵感都是突如其来的，就像你在一种环境中突然触景生情，或者你与一个异性初见时突然一见钟情。乍一看，灵感的起源没什么逻辑可言，也无法事先准备；但细一想，其实一切都是有因果联系的。

今年我有一个重要收获，就是想通了为什么爱因斯坦早年在专利局工作的时候，能够发明狭义相对论。他的灵感，绝对与触景生情有关。我与同事周老师分享了自己的观点，他很认同。

众所周知，瑞士是世界钟表大国，甚至可以算得上第一强国。当时专利局的很多专利，都和钟表有关。因此爱因斯坦作为专利局的小职员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审理这些钟表专利，于是触发了他对时间这个古老而神秘的概念的深刻思考。换句话说，假如爱因斯坦当年不是在专利局工作，每天不是在与钟表和时间打交道，那么他创建狭义相对论的时间，可能就滞后几年，甚至遥遥无期了。

据说，由于满脑子都是时间的概念，有一天爱因斯坦在伯尔尼老城区的街道上行走时，抬头看到了钟塔上的时钟，于是突发奇想：如果我以光速远离钟塔，那么我看到的钟塔上的时钟会如何走动？（下图是我在高能所2020夏令营云端的讲座“谁害死了薛定谔的猫”的片段）

这个顽皮而深刻的问题，催生了一个伟大的理论的诞生。今天我们追问：为什么是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明了狭义相对论，而不是别人？答案就很明显了：因为他整天与时钟打交道，因为他对光量子和光速有特殊的认识和思考，因为他善于做Gedankenexperiment（想象型实验）。

这是大师触景生情的例子，再举一个菜鸟的例子。

今年一月下旬到二月上旬，我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访问并参加一个学术活动。那时国内的疫情已经爆发，但欧洲还没有动作。我虽然平时在办公室和公共场合不好意思戴口罩，但内心已经有了防范意识，尽量不在大会议室中和别人挨着坐。于是很多时候，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写作或者计算；一个人从瑞士这边步行到法国那边，买些饮料和水果；一个人在布满了名人大名的研究中心的道路上散步，希望捕捉灵感，产生新想法。但这一切，都是徒劳的。

直到有一天夜里，我因为时差、天气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宿舍冬天夜里比较冷）等原因，有点失眠，起夜的时候坐在卫生间发呆，突然想到了很有名的Casas-Ibarra参数化的应用有点问题，应该先利用重正化群把它做量子修正，然后再用来联系低能标和高能标的物理现象。这个灵光乍现的小想法，发源于一个伟大的科研基地的宿舍的卫生间，你说这找谁说理去？